大约10年前，小外孙发烧，我抱进小汽车，女儿驾车去儿童医院。我望着开车的女儿，想起20世纪70年代中，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也是发烧，我抱她上了公交车。车很挤，我一手握着扶手，一手护着婴儿，就这样挤到医院，挤下汽车。后来偶与小辈念及此事，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打个的啊？”直到1988年，我44岁了，已经是新华社总社《参考消息》报的总编室主任了，但一家三代人还挤在一间18平方米的小屋里。房间的隔音极差，与邻居声息相通，但我们相处极好，成了终生的朋友。房间里没有水管，没有厕所，20多家人共用一个厕所，厕所里只有两个水龙头，一个冲拖把，另一个洗脸刷牙洗菜洗衣洗碗。我每次洗碗都要拿块搓衣板搁在水池上，否则没地方放碗。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还都在努力工作，因为那时即使解放前的老干部也住得很差。一个小两居室要住两家人。1988年我终于分到一套50多平方米的公寓，兴奋得几天都安静不下来，从这一间走到那一间，看看、摸摸，把水龙头拧开又关上，我数了数，家里竟有四个水龙头，四个！真是上了天堂。我是大学毕业生，按标准每月应有56元工资，但头10年每月只拿46元。还没结婚时，我每月给母亲寄10元，不抽烟不喝酒，除吃穿外还略有盈余，可以买点书看看。但我周围也有一些生活困难的人，或因孩子多，或因生病，到月底真有揭不开锅的。我们党支部有一位可敬可亲的老大姐委员，她发起成立互助会，像我这样还算宽裕的人每月存入5元、10元，谁有急用，就从那里借，具体事情由一位从印尼回来的华侨操办。这个互助会救了很多人的急。我到年底就能一次拿回60元过年，有时还送个肥皂盒，因为多少还有一点利息。这个互助会何时不知不觉消失了，已经记不得了。我每天从事国际报道，深知共和国走过来的国际环境有多险恶。朝鲜战争时美国就有人扬言要给中国扔原子弹。与苏联交恶时、越南战争时，美国和苏联都有人扬言要对我国研制原子弹的基地“动外科手术”。记得当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去基地考察原子弹研究，在食堂里拿着窝窝头动情地说：“我们的科学家就是吃这个研制原子弹的啊！”他说：“只有把原子弹研制成功，我这个外交部部长在国际上讲话腰杆子才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要不是中华民族有这股子骨气，哪能走到今天？
1979年9月，我到驻印度使馆文化处工作，当外交官了。我们出席外交活动都西装领带，外表光鲜，但老实说我们口袋里是没有钱的。当时我任三秘，国内工资照发，国外每月只有几个美元的零花钱。星期天上街转转，从不敢在外面吃顿饭，喝杯咖啡。印度的珠宝很有名，我们隔窗看看，有印度老板、伙计出来打招呼，开口就是：“Japanese（日本人）？”我说：“No,
I am
Chinese.（不，我是中国人）”他们扭头就走。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没有钱，所以后来我常绕开这些店走，省得生闷气。在国外几乎什么钱也不花，每月几个美元四年省下来，回国可以买进口的四大件（电视、冰箱、洗衣机和双卡录音机或照相机），当然国内的人还是很羡慕我们的，这是我享受过的一点点特权。还有一件说来有点伤感的事，不妨也记下来。我们的第一代老大使都是打过仗的老兵。因为工作需要，也是西装革履。他们之间流传一句话：“把皮鞋当草鞋穿。”以免忘了人民本色。有一位大使资历颇老，人挺和气。他在驻欧洲某国时，认识了一位有名的牙医。一次大使牙痛，牙医听说了热情邀请他去治疗，话讲得极为友好，以至那位大使误以为是免费的。治好后，账单寄来了，对照我们微薄的津贴，那账单简直是天文数字。小编推荐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断刀读书 可阅读更多精彩好文。国内指示，尊严要紧，先用公款把账付了，但逐月扣大使夫妇的津贴，一直扣了好几年。没听说他们闹情绪，照样在兢兢业业地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我回国工作，改革开放已10多年了。有一次从广州出发到深圳，途中参观了一些合资企业，看了打工妹的工作条件。我的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同学告诉我，这些缝制衣服的打工妹，没有人手上不扎几个洞的。我们的原始积累全凭辛辛苦苦用血汗挣来，一不当海盗，二不侵占殖民地，三不卖鸦片，就这样慢慢发展起来，而且越走越快。现在特朗普竟然说我们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偷了美国的专利技术。如果美国人今天也能像我们打工妹一样勤俭，这些工厂也可以搬回去啊！他们做得到吗？天道酬勤。到了2001年初，一天我正浏览国外报刊，忽然看到一位日本人写的文章。他说走出纽约机场，坐上出租车，司机问：“你是中国人吗？”那位日本人大吃一惊，发感慨说：现在中国人有钱了，连美国出租车司机一开口就问是不是中国人。难道日本竟这么没落了吗？我读了这篇报道，像被电击了一样，一下子怔住了，在印度的记忆马上在我脑海中翻滚，心潮起伏，殊难平息，不吐不快。若不形诸笔端，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中国人。于是马上写了一个简而又简的标题《你是中国人吗？》，文章很快发表了，不久就收到几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到了2012年，我又看到外国人写的一句话：“也许你们中国人都不清楚你们现在有多么强大。”我把这句话写进了当年的年终稿。
中国人为什么现在行，100多年前不行？甲午海战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不要亡国灭种。救亡图存是每个热血青年的人生目标。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听到日本人嘲笑中国“邦土山川徒老大，鸟雀无声四百州”，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奋笔写了《少年中国说》，预言中国将来一定会发达起来。他还在一文中说：“他日变更政体，压力既去，其固有之力皆当发现，而泰西人历年所发明之机器，与其所讲求之商业商术，一举而输入于中国，中国人受之，以与其善经商之特质相合，则天下之富源，必移而入中国人之手矣。”他的文章激昂慷慨，当时读书青年无不受他思想和文字的洗礼。话是这么说，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走的是改良的道路，处处碰壁。真正“少年中国”的代表来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新民学会》和周恩来为代表的天津《觉悟社》等。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李大钊那时正在启动新的路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70年了。我们的路走得艰难、曲折而又辉煌。小编推荐大家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 断刀读书 可阅读更多精彩好文。改革开放就是杀出一条血路，当时国内问题成堆，国外虎视眈眈，摸着石头过河谈何容易！有时我想，再过30年，到国庆100周年时，我肯定不在了，我的小外孙也40出头了，但愿他们都能以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的心情欢庆那个节日。但是我深知，过去和将来世界上没有平坦、笔直的道路可走，无论何时，都要记住起点，不忘初心，我们能一直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后代对历史要有一点敬畏之心、温谅之情，要懂得前人走过来很不容易，懂得今天我们习以为常、似乎本该如此的东西都得来不易，不要问出“你为什么不打的”这样的问题来。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