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真正的好名字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常用字，冷僻字是取名之大忌。因为名字对自己来说固然要体现充分的意义，比如寄托某种希望和追求，但名字是一个工具，更多地是供他人使用的。

我平时很少因为看到微信上说的那些东西而大惊小怪，但上周末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一件奇事可是着实惊到了我：

两位护照上姓名拼音相同的姑娘碰巧坐美联航的同一个航班飞纽约，航空公司分别给她们打出了两张一模一样的登机牌，致使她们在机舱里狠狠“撞座”。这事惊动了地勤和安保，硬生生让航班延误到第二天才起飞，其中的一个姑娘还差点被拽下飞机！几近于酿成又一场国际纠纷……

这不仅是一件真人真事，而且还发生在我的一位微信朋友身上，是她自己在朋友圈里晒了这事。

不管这其中的疏忽和差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又一次向我们提示了一个老问题：中国人的重名现象实在太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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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有个同事，跟我一样也是60后。他的姓本来就是大姓，在中国人里不是排第一，就是排第二，偏偏他父亲还给他取了个单名，用了一个“伟”字。上世纪90年代中期，据他说，仅上海就有6000多个人与他重名，沈阳也有2000多个……如果全国与他相同名字的人聚到一起，少说也该有30万以上，足以组成一个县！

一个貌似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是，中国人重名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人的姓太少，据说日本有10万多个姓，而中国的姓只有几百个，而且100个常见的姓占了全国人口的近90%，其中王、张、李三个最大的姓就占了20%以上；二是因为中国人的名使用的字也太少，通常最多两个字，况且还有不少单名。如此排列组合，中国人姓名可供选择的字就相当有限了。

于是有人建议，为了克服重名太多的问题，可以鼓励国人改变传统的取名方式。最被推崇的是取三个（甚至更多）字的名，比如过去叫“张三”、“李四”的，现在可以叫“张一二三”、“李四五六”……

近些年真有好事者别出心裁地用英文字母或符号来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比如“张C”、“李β”、“王、”……造成了不少争议。在有些地方，因为公安部门不同意给这样的名字报户口，甚至还引发了沸沸扬扬的行政官司。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任何法律对人的姓名作过什么明确的规定。

从我个人的立场看，这些大胆尝试看起来似乎很有创新意义，实则都属于庸人自扰。虽然从法律的角度说，给孩子取名“张一二三”和“李β”是人们的自由，但这些家长难道不应该好好思量一下自己孩子的未来吗？这种一时兴起的“创意”可能会给儿女的一辈子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我一直信奉一种类似于进化论的文化史观，简言之，一种文化习俗能够流传至今，自有它内在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如果它果真不再适应社会的变迁，那么它自然会逐渐被淘汰和更新。

中国人的取名方式是漫长历史的产物，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重名问题的确是上述两个原因造成的，那么它应该很早就困扰着人们，并且很早就出现相应的改进办法，古人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笨。

所以在我看来，中国人重名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当代现象”，并非许多人所谓的中国人姓名结构中的固有缺陷所致。

我还认为，原因很简单：当代中国人取名的水平比过去大大下降了。

其实，重名多只是这个问题的一方面。再来看看我们每天接触到的那些名字吧：“卫东”、“建国”、“建军”、“建新”、“学军”……就拿我自己的名字来说，我很少有被陌生人写对名字的时候，被写成“陈建斌”或“陈继兵”对我来说是常态。

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对名字的心理预期，由此可见一斑。

但如果你是一个历史爱好者，我敢保证，你从史书上几乎不可能读到上面这样的名字。

2

如果说这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后遗症的话，那么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情况有所改善了吗？

我觉得依然没有。

不久前我去上海电视台做一档访谈节目，嘉宾中有位小学班主任，她说她带的班上现在净是些这样的名字：“紫萱”、“子轩”、“婉怡”、“如蕙”……仿佛一个个将来都将成长为琼瑶奶奶笔下的主人公。当然，还少不了“筼”、“苷”、“芾”……之类一般人要查一下字典才能念得出来的冷僻字。

政治狂热的时代虽然过去了，但在取名这件事情上的随意和盲从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改变的只是跟风的内容而已。

我并不会因此得出结论说，当代中国的普遍文化水平比古代下降了。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古代人大多数是文盲，许多人甚至都没有正式的名字，尤其是女人。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从史书上读到的那些名字大多不像现代人的名字这么土气、蹩脚呢？

你可以说，我们能读到的那些名字都是有很高文化的人。然而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并非全都出自官宦或书香门第，有不少人也是寒门子弟，他们的父母甚至也是大字不识的农民。

我认为这与古代人取名的严肃态度有密切关系。“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这可是孔夫子的话。

在取名这件事情上，古人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随便，他们对此抱着一种近乎虔敬的态度。正因为这样，古代为人父母者很少自己给孩子取名。

能够有资格给人取名的人，不是一个家族中最德高望重的长者，便是一个地方被公认有学识的教书先生。我父亲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他曾告诉我，他直到上小学都没有正式的学名，只有家里平时用的小名。他的名字是学校老师取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古代的大众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化认知（审美观）或者不敢自认为有文化认知（审美能力），他们实际上是“毫无主见”地以一个地方上的文化精英的文化认知（审美）为自己的文化认知（审美）。

而这，恰恰提升了社会整体的文化和审美境界。

今日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读过几年书，后来又发了点财的人——无不自信满满地认为，自己才是世界上最有见识、眼光最好的人。当他们给孩子取名时，眼里绝不会有对精英传统的一丝一毫敬畏。他们所受的当代教育还告诉他们，过去那些“老八股”一无是处。

然而，一旦真要把这种盲目的自信落到实处时，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无非也就只能是盲目地跟从社会上的一时风潮，很难谈得上有什么独立的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意义。当然，他们自己不会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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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这些，那么不妨再来看看中国现存的地名。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过，那么大的中国，仅县一级的地方单位就有近3000个，但它们的名称却几乎无一重复！不仅如此，即便再将日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以越南为主）等汉字文化圈内的所有国家都包括进来，重复的地名也仍然少而又少。

考虑到汉字的地名绝大多数仅有两个字，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都是极为普通和简单的常用字（例如“上海”、“高雄”、“神户”、“江户”、“济州、“河内”……），这种不重复的现象就更加堪称奇迹。

另一个现象想必不少人应该也注意到了，那就是，历史上留传下来的那些古老地名大多典雅而富有深意，不似近年来因行政区划拆并或所谓“撤县建市（撤县建区）”需要而诞生的新地名那么粗俗可笑、莫名其妙。

记得一年多以前，福建将原泉州港、莆田港等多个港区合并，组成一个新的“湄洲湾”港，还曾引发了规模不小的抗议。因为泉州港是一个已有千年历史的地名，它的消失令那些热爱传统文化的人士无法接受。

随着我对于文化问题认识的加深，后来我渐渐地尝试自己解答这个疑问。

在中国古代，正式地名的最初得来一般都与朝廷“设郡县”有关。因此，它是一件极为慎重之事，必须经过朝廷正式批准，天子御笔签署。

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秩序是以“礼”为中心的。如我之前已经引用过的孔子的话，“名”又是“礼”的第一要务。

这就意味着，为一个地方取名（或皇帝给一个地方赐名）时，必须经过复杂的程序，从该地原来的俗名到当地政治社会状况，从神话传说、堪舆风水到皇室重大节庆，从特殊时刻的政治诉求到一般的吉利口彩……

总之，古代的取名一定是当地和朝廷一大批学富五车的鸿儒经过殚精竭虑的考察、研究和讨论后才正式提交到皇帝那里的。如此，则焉能不典雅而寓意深远？又岂会犯与其他地方重复的低级错误？

不稳定的边陲需要被“怀柔”、“绥远”、“宣化”，丰饶的土地则被寄予“常熟”、“太仓”、“大足”的美好期许，衰落败退的王朝渴望中兴富强时需要“绍兴”、“肇庆”、“新昌”，承平安定的时代则希冀“长安”、“长治”、“宁德”，提升道德教化、追求更高社会理想时有了“承德”、“常德”、“大同”……

最重要的一个区别是，虽然同样出于政治需要并最终由权力决定，但古代地名的主导者是文人士大夫，因为古代权力本身深受文化传统制约；当代地名由一言九鼎的政府及其官员决定，文化在其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最低的，这注定了我们将要留给后人的只能是一些滑稽可笑的“土豪”地名。

作为本文的结尾，我还想顺便说明一下，在我看来，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真正的好名字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常用字，冷僻字是取名之大忌。因为名字对自己来说固然要体现充分的意义，比如寄托某种希望和追求，但名字是一个工具，更多地是供他人使用的。这就意味着，读写方便是取名的第一要务。

然而，要在简单的常用字中寻找到符合自己希望寄托的意义，同时还要尽量避免与别人重名，这是不是有点难？我认为，有文化的人经过慎重的思考是完全做得到的。